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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社论第六期

2019-06-13      点击:

搜狐社论:爆炸未有真相,治理困境何解?

事故之后无人担责的乱象表明,地方的权力不仅不属于民众甚至不归属于中央,对中央来说,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治理失控的风险已经存在。

  人们似乎不断在强调时间!

  天津“8•12”事故已经过去5天,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临救援现场的第二天,今天天津的第七次新闻发布会,天津市领导终于首次出席。分管安全生产的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在发布会上上回应“为何缺席之前几场发布会”时表示,危险物带有剧毒性质,必须及时处理,由他全权负责,因此连夜制定方案。

  5天6场新闻发布会,事情的危急程度是否到了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都无法腾出时间,外界不得而知。但是舆论会假设,在信息沟通畅达的情况下,单单分管安全生产副市长因要制定方案无法出席,并非天津市领导一直未在新闻发布会露面的全部原因;如果再考量之前有官员连救援总指挥是谁都需要“这个问题下来以后我再尽快详细了解”,舆论大概只能慨叹,天津官方的慌乱失措、行政内部运作的紊乱真是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不过,需要提醒舆论,不要天真地认为这是当地官方内部失控的表现。也许恰恰相反,这未必不是他们深思熟虑权衡的结果。正如有熟知天津港发展历史的媒体人士所透露的,天津港实际上有两个“婆婆”:在行政功能上,天津港属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但在港口业务上,则归交通部管理。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天津市领导的首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未必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临救援现场没有关系;而爆炸事故中的涉事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业务审批、安全监管到底谁来负责至今尚无定论;天津港公安局作为维护港区治安的公安机关,该局和其下设的消防支队的行政归属亦未见权威解释。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与权力之间已经明显呈现错位。尽管事故发生后,压力最直接传递到天津当地政府及相关机构,但是,假如在对瑞海国际的业务审批、安全监管等权力方面,天津当地政府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则意味着此刻他们的“权力劣势”非常明显,甚至他们内心会感觉委屈,因为这未必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毋宁说爆炸事故发生后无人出面承担责任的局面是失控的结果,不如说这是观望态度的必然。

  媒体则依旧在努力寻找真相。瑞海国际崛起的幕后,控股人与某些官员的千丝万缕关联,甚至该公司与中化天津公司三年前的一宗国企高管贪腐案存在某种隐秘因果等,都逐渐被曝光。

  无论是地方的失控抑或观望,还是可能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些都构成了中央权力内心的焦灼。这会令中央感到,地方及地方官员自己已经成为利益的主体,他们既不对中央负责,也不会对民众负责,只对自身的利益负责。这样意味着地方的权力不仅不属于民众,甚至不归属于中央,对中央来说,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治理失控的风险已经存在。

  当然,不能简单认为,正是地方治理的漏洞,导致了安全隐患得不到有效监管,乃至出现事故之后无人担责的乱象。加强中央权威及监管,表面上似乎可以弥补类似的地方治理漏洞,而且对中央来说,似乎也不再有治理失控之虞。但是,应该看到,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社会,一插到底所需的成本,足以让中央不堪重负,仅仅在技术层面上已经不可能。因而,在地方治理上,中央对地方是有依赖的,更何况,为了保证地方对中央的忠诚,中央在权力上收、权力集中的同时,需要给予地方足够的空间,甚至需要默许地方及地方拥有自身的利益。

  这实际上就是中央与地方的默契,它也是中国集权式治理之所以未能走出“收死放乱”的窠臼的渊薮所在。

  在这次天津爆炸事件中,摄影师们捕捉到总理在废墟上长叹凝视的形象,那种忧郁与肃穆,传递着以国务院总理为象征的中央权力的决心及解决问题“给历史一个交代”的诚意,但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治理的困境,如果总理总是需要时刻扮演救火队长及民众心理抚慰师的角色,地方治理者的角色和责任何在?

  总理来了,意味着中央的在场。地方的不作为、乱作为似乎将得到抑制或杜绝,但由此带来,上层权力的超负荷乃至于权力的腐败专断,以及对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和责任的弱化,都将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也许超越中央与地方作为国家机器内部的“集权”或“分权”的狭隘视野,理顺各级政府间的权责对称关系,着眼于政府与社会权力-权利的平衡,或是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因管辖权问题而导致的纠缠和乱象,能给中国社会的另一大启示。

  执笔:苏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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